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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世界-将重点放在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研究上

【郭德纲5岁小儿子近照】

從西方看中國長期以來,中國學術界習慣於把中國文化視作祖先饋贈的“家學遺產”,基本是在中國疆域範圍內展開中國古代文化研究。《導論》指出,中國古代文化很早就傳入東亞各國,晚明後更進一步傳播到西方。世界各國對中國典籍的翻譯和研究,使得中國的古代思想和知識呈現出一個前所未有的形態。中國學術和思想的空間拓展了,開始以一種世界性學問的面貌在全球範圍內展開。這種中國以外的中國研究形態又反映著中國研究自身的變遷。中國近代的學術演變,和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域外的傳播,是與西方漢學進入中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中國文化是在整個人類文明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產生的,突出中國古代文化研究的世界視角,從全球史的角度審視中國古代文化的價值,具有重要意義。

《導論》呈現了“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東西方文化雙向交流的過程,彌補了以往“中學西傳”研究的短板。張西平系統梳理了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西方傳播的四百年曆史,於一個長的時間段內關註中國古代文化典籍如何“走出去”。

《20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域外的傳播與影響研究導論》 張西平 著 大象出版社

當下學術界已有不少研究中國典籍西譯的個案成果,但尚且缺乏貫通性研究。《導論》在研究方法論上作出了帶有批判的繼承與創新。在《導論》的歷史編部分,張作者從學術史和史學史的角度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西方傳播與發展,從19到20世紀依次遞推寫作。與此同時,微觀上利用個案進行突破,在每一時段內,從人物、機構、著作三個角度展開具體討論,在通史的脈絡中植入專史之分析。理論編則汲取了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理論。比如,在第六章分別從“傳教士漢學家的中國經典外譯研究”“西方專業漢學家的中國經典外譯研究”和“一種批評的中國學”三個向度,探討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西譯過程中面臨的一些重要理論問題,從跨文化角度出發,完成對譯者的主體研究。該理論架構的提出,既是對西方現有翻譯理論的突破,更是對中譯外理論實踐的探索和推進。也許讀者在翻開《導論》之前並不熟悉海外漢學,甚至對該領域亦無特別興趣,但我相信,無論他們從事哪方面的研究,該書所展現的歷史觀及方法論,都是不無裨益的。

以西譯漢籍為核心如何走出“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二元思維,消除人們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焦慮彷徨?張西平指出:“如果我們對西方漢學做長期研究,就會發現,對中國經學典籍的翻譯,是他們幾代人一直關註的重點,對中國文化精神的特征的研究始終貫穿於西方漢學的全部發展歷史之中。”因此,《導論》轉換研究視角,補充和修正前人學說,以中國古代文化經典的西譯歷史為重點,在諸如傅斯年“四裔之學”、桑兵“本土學問轉變”等研究的基礎上,努力抓住西方漢學的脈絡與核心。

衛禮賢譯《周易》談起中華文明的世界貢獻,人們可能會想到其對歐洲啟蒙運動思想家萊布尼茨、伏爾泰等產生過的影響。但對於中國文化在世界多種文化區域內傳播的宏觀圖景,學界目前尚缺乏清晰的整體認知。

21世紀以來,隨著國際學術交流的增強,理論的革新和新資料的發現,國際漢學研究蓬勃成長、漸成一門顯學。在學術發展與時俱進的同時,張西平冷靜地認識到,相對於已有四百年曆史的西方漢學來說,我們所掌握的知識才剛剛開始,西方漢學研究是一個亟待開拓的嶄新領域。在這個領域,新材料的發現是十分重要的,新文獻的披露是始終重要的。

長期以來,國際漢學的學科理論幾乎全部由西方學者創造,相關研究必須依賴西方學者建構的話語體系。中國學者發出的“微弱聲音”,早期並未得到西方學界的認真傾聽,被排除在主流學術舞臺之外。然而,近年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學術界再一次展開對中西文化交流的審視與評估。一系列研究成果的披露,對西方學界占據語言、地域與資源優勢,壟斷中譯西、中文文獻西傳等領域的研究現狀是一個極大衝擊,證明中國學者在西文文獻和手稿材料的跨語際研究實踐中,剋服了語言交流障礙、史料搜集整理等困難,開始嶄露頭角,獲得了公平競爭的話語權。

《導論》將新材料的展示作為重要的研究原則,披露了多種語言的第一手珍貴文獻,例如馬禮遜翻譯的《大學》、雷慕莎的《評馬士曼所譯〈論語〉》《評儒蓮所譯〈孟子〉》《譯〈四書〉小引》,以及衛禮賢為其翻譯的《易經》撰寫的前言等,多為首次在學術界公佈。這些19至20世紀中國文化經典西譯的基礎性資料,與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域外的傳播與影響研究相輔相成。

總而言之,《導論》不以西方文化的思想觀念和價值體系來詮釋或評價中國文化,而是以文明互鑒的平等對話方式,詳細回顧中西文明的交流溝通。通過中西文化的互識、互證、互補,在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基礎上彰顯出中國文化的世界性意義,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堅定文化自信,正確認識“自我”與“他者”的關係,實現東西方文明真正的彼此瞭解、相互融通。(作者:楊一 單位: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

卜彌格《中國植物志》 資料圖片

重估中西交流史《導論》以豐富的例證展示了中國思想和文化是如何進入世界各國的思想文化之中,進而成為其思想文化更新和變革的重要因素的。

晚清以降,西學東漸的浪潮影響著中國,也影響著中國學人的學術立場和文化心態。如羅榮渠所述:“自從中國在異質文化的衝擊下失落了自己的天朝傳統以來,中國知識界對現代化的認識經歷了艱苦的歷程,最後才達到朦朧的中國式的現代化認識……但什麼是‘中國化’,什麼是‘中國事情’?到底也沒有很好解決。要麼是鼓吹中國事事不如人,而唯洋是崇;要麼是宣揚狹隘民族主義,而盲目排外。”

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在海內外均偏重於西學東漸一脈。相比西學東漸領域已取得的成果,仍然缺乏針對中學西傳的系統研究。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張西平20餘載孜孜不倦,致力於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背景下全方位研究海外漢學,他撰寫的《20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域外的傳播與影響研究導論》(以下簡稱《導論》)從中國文化向域外傳遞的基本軌跡和方式著手,將重點放在中國古代文化經典的翻譯研究上,將中國古代文化經典放在全球化的社會思想歷史背景中加以考察,既是他長期堅持文化自覺、理論自覺的最新研究成果,也為其總主編的“20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域外傳播研究書系”從文獻整理、問題導向、理論建構等層面奠定了統一的方向和基調。

“他們都認為,純粹的西方是靠自己與生俱來的優越稟賦和特性創造了現在的成就,這種觀點假定歐洲是基於一種剛性的內在邏輯自主地發展。”在此種框架下,東西方文明的衝突、交流與對話,被描述為西方的文明理念不斷向東方滲透,而東方主動抑或被動接受西方價值觀,基於文明現代化過程中西方國家所占據的主導地位和西方文化體現出的某些優越性,近代世界變革的概念就被替換為西方的崛起。而《導論》展示了中國文化在塑造西方文明的過程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證明“歐洲近代思想的形成並不是產生於單一的歐洲思想內部”,而是通過從其他古老文明裡獲得啟示,形成於東西方交流互動的過程中。西方文明完全依靠自身發展的線性歷史觀被破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復調的歷史觀念。“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的文明發展路徑,某種程度上對片面的文明衝突論構成了有力反駁。

“在課堂內外我們都學到,世界上存在一個稱作西方的實體,並且有人把這個西方看作一個獨立的社會和文明,而與其他社會和文明(例如東方)截然不同。我們許多人甚至根深蒂固地認為,西方世界有一個按照古希腊產生了羅馬、羅馬產生了基督教歐洲、基督教歐洲產生了文藝復興、文藝復興產生了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產生了政治民主和工業革命這樣的順序自主產生的文明譜系圖。”著名馬克思主義人類學家埃里克·沃爾夫(Eric Wolf)所描述的這種觀點被稱作認為西方文化自我成聖的“西方中心主義”。“充滿活力的西方”代表著創新、理性、科學、文明和進步,而“停滯不前的東方”則意味著愚昧、迷信、無序、野蠻和落後。